夯实“法律为好人撑腰”的共识

“法律为好人撑腰”，本质上是通过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，为符合公序良俗的善意行为提供保障，消除“好人难做”“行善有险”的社会顾虑，最终凝聚“守德者受护、行善者无忧”的共识。夯实这一共识，需要从立法、司法、普法、社会协同等多维度发力，让法律成为守护善意的“坚强后盾”。 一、立法完善：为“好人行为”划清“安全边界”法律的明确性是“为好人撑腰”的前提。只有通过立法清晰界定善意行为的范围、免责条件及侵权责任，才能让人们在行善时“有法可依”，避免因规则模糊而“动辄得咎”。  明确“善意行为”的免责空间：例如，针对见义勇为、紧急救助、善意提醒等行为，需通过法律条文明确“非故意或重大过失不担责”。我国《民法典》第184条规定“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”，便是典型案例——它直接消除了“救人反被讹”的法律顾虑。  严惩“恶意讹诈”行为：对利用他人善意实施讹诈、诬告的行为，需明确其民事、行政乃至刑事责任（如诬告陷害罪），通过“罚恶”倒逼“向善”。例如，若有人故意捏造“救助者侵权”的事实索赔，法律应支持对其“名誉侵权”的追责，并可纳入失信名单。  细化“受益补偿”机制：当善意行为导致救助人自身受损（如见义勇为者受伤），而侵权人逃逸或无力赔偿时，需明确受益人“适当补偿”的义务，避免“好人流血又流泪”。《民法典》第183条对此已有规定，但实践中需通过司法解释细化“补偿标准”，防止补偿责任沦为“象征性条款”。   二、司法实践：以“典型案例”传递“价值导向”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司法案例的“示范效应”比条文更能影响社会认知。通过发布典型案例、统一裁判尺度，让公众直观感受到“法律保护好人”的态度，是夯实共识的关键。  强化“善意推定”的裁判理念：在涉及善意行为的纠纷中，司法应倾向于“相信善意、推定无过”，避免机械套用“谁主张谁举证”而加重行善者的举证责任。例如，面对“救助者是否有过错”的争议，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救助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，应优先认定其无责。  发布“保护好人”的典型案例：通过最高法、最高检定期公布“见义勇为免责”“讹诈者败诉”等案例，让公众看到“法律撑腰”的具体实践。例如，某地法院判决“老人摔倒被扶起后索赔，因无法证明扶人者有过错而败诉”，此类案例的传播能有效打破“行善必被讹”的刻板印象。  避免“和稀泥”式裁判：对“好人被讹”的纠纷，需坚决驳回不合理诉求，杜绝“为息事宁人而让好人担责”的做法。司法的“和稀泥”看似“化解矛盾”，实则会纵容恶意，削弱公众对法律的信任。   三、普法宣传：让“法律护善”的认知“深入人心”许多人不敢行善，并非法律缺失，而是对法律不了解。只有通过持续普法，让“法律为好人撑腰”的规则成为社会常识，才能消除“无知性恐惧”。  针对“高频善意场景”精准普法：聚焦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善意行为（如路边救急、提醒他人避险、帮助走失老人等），通过短视频、漫画、社区讲座等形式，通俗解读“哪些行为受法律保护”“遇到讹诈如何维权”。例如，用“情景短剧”演示“救人后被讹，可凭监控证据主张免责”，比法条原文更易被接受。  借助“社会事件”及时普法：当“好人被讹”“见义勇为”等事件引发热议时，司法机关、普法机构应主动发声，结合法律条文解读事件中的权责关系，让公众在案例中理解“法律如何为好人撑腰”。  将“护善理念”融入教育：在中小学、高校的法治课程中，加入“善意行为的法律保护”内容，通过模拟法庭、案例讨论等形式，让年轻人从小形成“行善有法护”的认知，培育“敢为善”的社会土壤。   四、社会协同：构建“褒善贬恶”的共治氛围法律的力量需要社会各界协同配合，才能让“为好人撑腰”从“法律条文”转化为“社会共识”。  社会组织提供“行善支持”：公益组织可设立“见义勇为法律援助基金”“好人困境帮扶基金”，为陷入纠纷的行善者提供法律咨询、经济援助；媒体可开设“好人故事”专栏，宣传受法律保护的善意行为，放大“善有善报”的正面效应。  科技手段降低“行善风险”：鼓励公共场所安装监控、推广“行善过程记录”（如手机录像），为善意行为留存证据，减少“举证难”问题；通过“好人信用积分”等机制，将善意行为与社会福利挂钩，形成“褒奖善意”的激励机制。  企业与行业主动担责：例如，网约车平台可明确“司机协助乘客紧急救助免责”的规则，企业可将“员工见义勇为”纳入奖励制度，让“护善”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。   结语“法律为好人撑腰”的共识，本质上是对“人性向善”的信任与守护。当法律不再让行善者“寒心”，当司法不再让守德者“吃亏”，当社会不再让好人“孤立无援”，人们才能更坦然地选择善良。这一共识的夯实，不仅是法治进步的体现，更是一个社会文明温度的刻度——它让每一份善意都有底气，让每一次勇敢都被善待。